“赞助生”这个词充满着中国特色。将临开学了,这个词对于一些学生来说非常热门,也非常敏感。想想10年前还有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也在为这个词敏感着。
本来什么样的成绩就进什么样的学校,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成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小孩,往往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刚要升初中的时候新政策出台,初中按市区分配,在哪个区读小学,就到哪个区读中学。不巧当时正好搬家,而且新家又是跨区。怎么办?赞助!于是有了人生第一次当赞助生的经验。但是看着父母拜托三姑拜托六婆的,心理挺不好受。不过最后也就模模糊糊地进入一所不错的区重点中学。
刚到中学的时候老师见我比较高,应该是喜欢带头捣乱的那种,所以采取一种比较另类教育方式。“来,你来做做班长看看”。从那时起,“班长=优等生”这条公式第一次在我的字典变成不等式。不过不得不承认那位老是还是挺有办法的,自己背上了一点责任之后还真的是规规矩矩的。虽然成绩在初中那三年没有进过10名内,对于那些坚信“班长要成绩好”的同学我很少有威信,但在课堂之外的活动还是挺积极的。板报、体育界、艺术节、创造节什么的没有一次错过。
升中考的时候意外地凭着自己的能力考到了一个区重点的分数。不过当时父母似乎意识到我这块材似乎还有一些可雕的地方,于是再找三姑六婆亲戚朋友,把我送进了市重点高中。就这样,开始我人生的第二次赞助生经历。我的那个高中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地方。虽然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当对我仍然要说它是一个很极端的地方。我没有读完高中三年,第二年就来跑到了英国。但是在校那两年,我意识到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至少在国内不是。所以延续着初中的习惯,课堂里保持着沉默,课堂外生龙活虎。什么唱歌比赛,主持人大赛,篮球队,升旗队全都有我的份,而且还捞了几个“××长”的头衔。不过国内的校园也很现实,没有一个前×名的成绩,无论什么长都做的后劲不足。
高中两年完了之后就出国了。出国应该不能说是赞助,而是投资。因为“赞助”只是一个用来掩盖一些东西的词,“投资”没有掩盖,非常实在。所以搭上了飞机之后我就是“投资生”。说起来了很奇怪,成了投资生之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一点微妙的转变。来了半年之后拿了个雅思6.5,一年之后进了杜伦大学。两年之后去了日本,五年之后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当时选学校和选专业的时候毫无头绪,打电话给父母,他们也朦朦胧胧的。问了一下三姑六婆,我说“牛津布鲁克斯”怎么样,她们听到了“牛津”这个词,立马说好啊好啊!我再问了一下杜伦大学如何,她们一开始没听懂,以为我要搭渡轮去哪里玩。不过最后我还是自己做了选择。而且在一些突发的冲动下,选择了在英国大学读日文专业。那时我18岁,却自己做了两个人生很大的决定。
或许有些人对“赞助生”这个词刻意地去带上一些贬义的色彩,但我更倾向于对酝酿出“赞助生”的那个环境加上一些贬义的色彩。在“赞助”的那几年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为什么要学那些被教的知识,所以糊里糊涂的走了过来。在“投资”的那几年时间了,我突然发现有一个能让自己选择的世界,慢慢地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需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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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比较能玩并且玩得出水平的孩子有可能的话还是在国外受教育比较好,会比较容易发挥特长。
“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需要干什么。”GOOD. 不少人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等到明白时可能也晚了